外祖母告诉我：抗战时的日本兵有多坏

我是上海之子，身处承平时代，虽已人到中年，还从未遇到过战乱。但是我的祖、父辈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尤其是祖辈，他们曾经长期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沪上生活，抗战的创伤烙在他们的记忆里。

外祖母是1936年从杭州来上海帮佣的，她曾反复向我唠叨过两件事，其一是1937年8月淞沪战争时大世界游乐场落下了航空炸弹，当场血流成河，死尸遍地，她当时就在附近不远处，曾随众人逃进了一座大建筑避难。其二是战时她曾一度在乡间居住，“日本军人很坏，每见到有人家有炊烟，就前往捣乱，在灶上拉屎拉尿。为了防止受辱，中国女人常将煤灰涂在脸上，以防被当作‘花姑娘’……”

我的祖父则是1930年来上海的，有一次他曾颇有些自豪地告诉我说，“八一三时，我们家住在‘大法国地界’（法租界）的顺昌路……”言下之意是，当大批难民从战火纷飞的华界闸北和南市逃向市中心时，他和我奶奶却因有租界的保护可以免于逃窜和劳顿之苦，从而在孤岛苟延残喘。当我问起战时日军的暴行时，他这样回答，“日本军队中除了日本人，还有更坏的人……”遗憾的是当时他并没有说明理由，而我也没有追问。

外祖母和祖父对我最为抚爱，虽然故去20多年了，但我仍然经常想念他们，也想起他们的话语，总会梦见他们，先是仿若生前般的对话，然后我便哭醒过来。

我的父亲生于1941年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父亲常挂在嘴边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年幼时曾被寄养在某亲戚家，某一天他哭叫不止，该亲戚不得不将他送回家，当路过南市十六铺一带时，他曾亲眼见到远处上空有飞机扔下一排排的炸弹……我算了一下，如果那是他3岁的事，应该是1944年美军飞机轰炸上海日军的设施；如果是9岁的事，则是1950年国民党飞机空袭上海。

……

大致上，这就是我听闻的祖、父辈的战乱记忆。像我这样的家庭，上海有几十万家、几百万家，集合起来，聚沙成塔，这是一份多么厚重而真实的精神存在。

战乱的记忆不仅存留在意识层面，还处处显现在我们现实生活的周边情景中：

当我们在北部的闸北寻亲访故时，切不可忘记日本帝国主义者曾如何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狂轰烂炸，将这块本来颇具希望的新兴之地，毁成一片废墟，多少同胞因此丧命……

当我们坐游船徜徉在黄浦江上，汽笛声声，万舸争流，饱览东方巨港的盛景时，是否忆起了在那国族式微的岁月里，列强的军舰是如何用大口径的火炮肆意威吓着我们先辈们的日常生活……

当我们信步在苏州河边时，微风吹拂、绿枝飘逸时，可曾寻思当年女童子军杨惠敏泅渡过河，至北岸的四行仓库，让谢晋元团的八百壮士坚定了守土抗日的决心……

当我们到南市的豫园游玩时，吃着美味小笼包，走过人头攒动的九曲桥，或许会想起不远处点春堂里曾经有过的勇气和决心，刘丽川、潘起亮在那里点燃了小刀会起义的烈火……

当我们坐着公交车路过南浦大桥桥堍中山南路1551号三山会馆时，可曾知道这座红色清水砖围墙、院落开阔的古建筑，曾是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南市方面起义工人的指挥总部……

这些故事，离我们可谓是既远又近，远是由于那都是七八十年前，乃至百多年前的事了，近是因为它就在我们的身边，目力所及，手指可触，是一座建筑、一片街区、一条马路或是一座桥梁。

和一般市民不同，对我们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上海史研究者来说，这样的记忆还多了一种载体，那就是我们日常接触的档案、报刊、书籍和各种文字资料，其中又以原始档案对血与火的记载最为细致、详尽。“战乱中的上海”丛书的各位作者都曾长年累月出入于上海市档案馆和上海图书馆等地，着力在千百卷档案和旧报纸的字里行间，搜寻、重构历史的过程，经日录夜作，终告成书。

正因如此，鸦片战争在上海、小刀会起义、辛亥革命在上海、齐卢战争、第三次武装起义、两次淞沪战争、孤岛风云、上海解放之役，等等，终以诸角度、多侧面、放大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不仅丰富了“上海学”这座文化大苑，沪上前辈们经受的苦难、仓惶和困扰，亦能更真切地被今人感知和体验。由此，作者们除了尽到史学学者应尽的责任外，亦拉近了与先人们的距离，虽然身隔阴阳，却常有近在咫尺的心灵沟通。若是这样的话，先人们就没有走远，他们仍旧在我们中间。

战乱之下，人类出于求生的本能，通常会采取最积极的态度予以应对，从而尽可能地激发起内在的潜能。城市亦然，除了长时段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的变迁外，恐怕还没有其他因素比战争更能对它施加瞬间、决定性的影响，并由此呈现出强烈的应激反应。古往今来，有多少城市因战而毁，一蹶不振；又有多少城市在废墟上获得了重生，从而走向兴旺发达。我们身处的上海， 有幸成为后者。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文系作者为“战乱中的上海”丛书撰写的总序

主编：王多